信史的衰亡

愚痴大叔

唐朝以后无信史,自世民始也。

所谓“晋董狐笔,齐太史简”,古代史官是一个非常令人尊重的职业,他们连皇帝都不怕。他们的职责就是秉笔直书,不管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不管他们做的事是要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汉代王允曾经说:“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指的就是《史记》),流于后世”。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具有实录精神的一种史类,是日后修撰帝王实录乃至国史的重要基础史料。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答:“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意思是李世民想看起居注,褚遂良回答“皇帝不看起居注”是优良的传统,拒绝了李世民的企图。

可是,李世民是有决断的君王,能这么容易放弃吗?

翌年,唐太宗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唐太宗又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第二年,唐太宗不找褚遂良改房玄龄了,而且换了个委婉的说法。他问房玄龄:以前史官记载的东西(起居注之类)都不愿意让君王看到,是为什么呢?房玄龄说:士史官都是秉笔直书,不虚假称赞君主的功绩,不隐瞒君主的坏事,君王看了肯定不高兴。李世民顺:我是一般的君王吗?我比前代的君王心胸更大,我看(起居注)是为了知道我以前犯的过错,引以为戒,你把你写的(起居注)拿给我看。这时还有人劝谏李世民,大概意思是“您看没问题,可您的后代未必像您一样英明神武,他们看起居注的话可能会迁怒加害史官,这个头不能开”。可是,李世民起了意,又怎么能劝阻成功呢?

于是,“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删减修改了唐高祖李渊个唐太宗李世民的起居注,写成以后呈现黑了李世民。

这次李世民龙颜大悦,还指示房玄龄说,我的“玄武门事件”个历史上周公等前辈的“拨乱反正”的事件是一样的,不用替我隐晦。(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一代贤君李世民尚且如此,自他以后,封建社会的史官们还能真正的“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吗?大约也只能“为尊者讳”了。

中国几千年的信史从此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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