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工作都毫无意义?人们该如何选择人生?

北青网

◎叶克飞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曾说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他发现,尽管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犯人所做的工作和农民相比并不显得特别辛苦,但犯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苦工”,因为“农民劳作的时候,起码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在劳改营,苦工之所以‘苦’,是因为劳作者从这份劳作中什么也得不到”。

这让我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所回忆的一件事:犯人们会被押到一片空地前,分为两列,一边负责挖坑,另一边负责把土填回去,就这样你铲一下我推一下,反反复复,从早干到晚。几天下来,有人已经精神崩溃。

毫无疑问,这种所谓的“工作”是对人的巨大羞辱。

更让人感到刺痛的是,这样的“工作”绝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戴维·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写道:“现代工作制与奴隶制的本质是相通的——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雇佣你的人。老板购买了你的劳动时间(而不是你的劳动成果),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内你不干活就是偷窃了他的财富。如果你是做钟点的,别太有效率,不但没有奖励,老板甚至不会含蓄地点个头表示知道了,反之,老板会拿没有意义的瞎忙工作惩罚你。”

凯恩斯的预言没有实现

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原版名字是《狗屁工作》,其实更为贴切。格雷伯在这本书里奉献了无数金句,简直可以让每个打工人频繁对号入座。

比如“当管理者试图想出最省时省力的科学工作方法,并将它们应用到员工身上的时候,他们从未将这套科学工作方法应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即使应用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也会发现效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于是在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当蓝领工人承受着无休止的残酷压榨和失业威胁的时候,毫无意义的行政管理岗位却一直在急剧增加”。

格雷伯在书中定义了“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狗屁工作具备这样的特点: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每日从事这份工作的人都无法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这份工作具有哪怕一丁点存在的理由……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些工作没意义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完全消失了都没人注意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公共部门”。另外,“‘狗屁工作’往往能带来很不错的收入,工作环境也极佳,只不过毫无意义;‘狗屎工作’恰恰相反,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只是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很糟糕。”

《毫无意义的工作》脱胎于格雷伯在201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发现“有一类工作,在圈外人眼里闲闲没事,而且每个人都不陌生: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人、公关研究员、财务策略师、商务律师,或是把时间花在给委员会充人头、而这个委员会是要检讨委员会人浮于事的那种人……那时我想,会不会这些工作真的毫无用处,而且做这些事的人都心知肚明”。

于是,格雷伯写了《论狗屁工作现象》。他引用了凯恩斯的预言,凯恩斯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将使人类在20世纪末实现一周只工作15个小时,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甚至恰恰相反。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确实已经到来,但凯恩斯预计的大幅削短工时或是大量失业都未发生,因为人类社会又衍生了大批新的行业,如公关、规划师、顾问、行政、营销、咨询、中介等。格雷伯认为,这些多出来的工作虽然已经占据了全部从业人员的四成,但仍然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虚假工作,并且像寄生物一样侵蚀着社会的健康。

格雷伯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为大型公司会议写了份报告,拿到了1.2万英镑的报酬,结果那次会议根本没有讨论这份报告,比如开车几百公里,去监督一个人的计算机从一个房间挪到五米外的另一个房间,又比如公司前台的电话每天只响一次,其他工作就是负责把前台盘子里的薄荷糖装满,还有纽约的广告制片人每天制造完全没人看的广告,还假造浏览数据欺骗客户……

有意思的是,写作这篇文章时,格雷伯估计的是全世界有20%的人做着没有意义的工作。但随后,英国调查机构的结果显示,37%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荷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最有趣的是,有些工作岗位上的人消失了,大家也不会注意到。话说西班牙一个公务员拿着薪水却不上班,天天在家研究哲学,还成了专家。他足足缺岗六年才被发现,而且东窗事发的原因是因为他工作年限够长,单位要奖励他一枚奖章,结果发现找不到人……

假装工作的人

内心遭遇的或许是毁灭性打击

更吊诡的是,现实中人们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但实质工作时间却可能真的实现了凯恩斯所说的每周15小时。那么其他时间呢?答案是在摸鱼,在假装工作。

人们为什么要假装工作,还要做那些自己不喜欢也未必擅长的事情?这是基于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格雷伯坦言:“如果你私底下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该存在,谈论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

支持人们假装工作的是虚伪和无目标感。按照格雷伯的说法,就是当一个人被雇佣后以为自己有用,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而自己还得假装自己和这个岗位有用,虚伪和无目标感就产生了。

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工作没什么问题,反正有钱拿就行,却忽视了它对心灵的摧残,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

正如书中所言:“当你在工作中,仅有的挑战是要接受根本没有任何挑战这件事;你施展才能的唯一方式,是变着花样掩饰自己无法施展才能这个现状;你需要消化自己已然成了寄生虫和大骗子这个事实,虽然你的初衷绝非如此,但痛苦会随之而来。在此种情况下,你必须非常自信,绝不能开始自我怀疑。(而这种自信本质上是有害的,毕竟,你之所以会深陷此类处境,不正是源自你上级那愚蠢又过分的自信吗?)”

但即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精神暴力的存在,仍然很难告别“狗屁工作”。这是因为在长期以来的社会观念中,“人应该有份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也正是因为这些观念的存在,即使“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无用的工作渗透到千疮百孔,而人们对此也避而不谈……大部分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若是能找到借口不去上班,人们会很开心,但这样的事实甚至被认为是不能在电视上承认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不能在新闻类节目中承认,但偶尔会在纪录片或单口喜剧中被提及。”

当然,在格雷伯看来,观念绝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权力才是。

“狗屁工作”的本质是权力压迫

格雷伯在书中写道:“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心中的愤怒和憎恨怎么可能不汹涌?”

面对愤怒和憎恨,管理者采用了转移视线的办法,“使这股愤怒和憎恨精准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义的工作的人身上,真正有产出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格雷伯指出,在现实中,那些真正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比如护士、清洁工、幼师和社工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在欧美国家,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职业甚至会被歪曲为“拿政府低保的寄生虫”。

书中揭露了一个相当歪曲的社会伦理:人越是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越是为兴趣而劳动,就越难获得酬劳。而且,这样的人往往因为自己的工作没有肉眼可见的社会价值,而遭到其他人的怨恨。事实也的确如此,“自1980年代的合并和收购狂潮以来,企业承受减肥和提升效率的压力节节高升,但压力的矛头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金字塔底层的人,指向真正在制造、维护、修缮、运输货物的人。”

主导这一切的,恰恰是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前,人类的劳动很多时候是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即使存在雇佣关系,被雇佣者的懈怠也不会带来太大的经济问题,忙一阵闲一阵很大程度上看的是天时,而不是人为因素。但当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大机器生产成为主流后,因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加,人们对雇佣关系和高效生产明显重视起来。在资本拥有者看来,我花钱雇佣了你的时间,你不好好干活就是偷窃了我的财富。即使没有那么多工作,已经购买的时间也不会还给被雇佣者。

所以,“假装工作”就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它绝不仅仅是被雇佣者在消耗时间,也是老板权力的体现。比如开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大多数会议都是没有意义的,大多数所谓议题都不会有结果,甚至可以说,将大家集中在会议室本身就是一个毫无必要的行为。但在会议上,无论是领导口若悬河几个小时,还是领导强迫每个人轮流发言,谁都要说几句,每一种情况都是领导意志的体现。

格雷伯以银行为例,有人说银行80%的岗位其实都可以轻易被自动化取代,银行高层也对此心知肚明。可现实却是投资银行一边主导其他企业并购和裁员,一边让自己的企业膨胀出大量无用岗位。他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局面,是因为这些无用岗位本质就是“帮闲”,银行“由一支支封建扈从组成,每一支都对主管负有义务,宛如效忠封建君主”。

这其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的核心观点:现代企业其实一直在走向“管理封建制”。

在古代的封建制度下,生产者向领主缴纳赋税,领主又用这笔资源维持自身的运转,并分配给手下。这种体系本质上是政治体系,领主所依靠的是政治权力和手段。工业社会诞生后,政治和经济成为两个虽然紧密联系,但仍然可以分开而论的体系。但如果重新使用古代封建制的思维去思考当下的工作,一切似乎又说得通了——各种金融机构的存在,本质就是对资源的榨取,然后再进行分配。

甚至可以说,如今的劳动者,地位比起古代的生产者更为不堪。因为古代生产者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也掌握着一些生产资料,而现代劳动者面对的是层层管理,而且并不掌握生产资料,工作的房间、电脑都属于单位。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中产很容易阶级滑坡的原因,很多看似风光的高薪人士,一次失业就万劫不复,正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书中写道:“基于占有和分配财货(而非制造、输送或维护财货)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人口一大部分会致力于在体系内上下疏通资源,这样的体系会倾向将自身组织成繁复、次第井然的阶序,拥有多个层级。”这种行政和管理岗位无限度增加的情况,最终形成的是封建化的管理制。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那段话:“这种没完没了延续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冲动,实际上不过是来源于对暴民的恐惧:暴民这种动物如此低等,以至于一旦让他们获得闲暇,就会立刻变得危险,还是让他们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思考来得安全。”

格雷伯的“狗屁工作”

并非都是没必要的

格雷伯的理论相当解气,但并非没有可商榷的地方。

他列举的“狗屁工作”,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马屁型,仅仅是为了让领导觉得自己很重要,比如前台、行政助理和门卫等;一类是打手型,完全是利益集团的附庸,包括公关和公司律师等;一类是补丁型,处理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问题,比如航空公司负责安抚行李延误旅客的人员;一类是打钩型,比如那些写空泛报告、分析绩效和负责公司内部宣传的人员;一类是监工型,属于不必要存在的上级,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运作的人,包括大部分中层管理人员。

但在实际上,这些岗位并不全部是多余的。比如公司前台和门卫,本来就是现代分工的工种,与领导的虚荣心关系没有那么大。至于公司律师这样的法律顾问角色,本身也是现代经济催生的职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人士……

同时,将现代商业社等同于古代封建制,虽然确实存在相通之处,但也多少有些生硬。毕竟,现代社会迸发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的社会财富,都超越了人类此前数千年的总和。同时,现代文明社会所依托的法治等保障,也让人们过着更安定的生活,而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类都饱受战争、饥荒和暴政之苦,朝不保夕。

但不可否认的是,格雷伯提出了问题,也给予人们启示——当工作无意义时,我们该如何审视自己的人生?

毕竟,“人们并不会将个人的职业视作后人对自己的主要评价来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墓地前是找不到刻着‘蒸汽管装修工’‘办事员’‘护林员’这样的墓碑的;相反,墓碑上刻下的,是人们生前曾共度时光的伴侣和后代的姓名,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世间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是我们曾经付出和收获的爱的见证,是与生命本身息息相关的一种情感传递。”

什么更重要?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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