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长

晰元文斋

生产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绝对是级别最低,管人却最多的基层生产单位。所有的农民,都归这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组织管理。

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生产队长,也是全中国级别最低,是老百姓心目中不是干部的干部。不是干部,是指生产队长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有工分补贴),与农民一样要下地干活,要靠争工分吃饭。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近三十年里,这个不是干部的干部、全中国最小的职务的生产队长,把持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一切生杀大权,是广大农村风光无限的不是干部胜似干部的岗位。

我小时候胆小话少,读初中以前,见(碰)到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都不敢正视,都会主动低头侧身让路。

俗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矛盾),有恩怨就要有人协调、调解和解决。作为生产队长,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就是主宰一切的人物。

话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上陂生产队,因为姓氏不多,人口有限,只有十几户数人家,没有“地富反坏右”,只有一个“四类分子”,几大只屋(姓)之间,人口力量比较均衡,矛盾不是十分尖锐。但是,生产队长手握每天生产任务(出工)安排的大权,特别是掌管着粮食(工分)分配和返销粮,包括救济粮和物品的分配权力。因此,哪一家姓的人做生产队长,相对而言,哪一姓的人讲话都比较大声。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那么多民主,也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生产队长的话就是民主,队长说的话就是道理。

记得家里的老菜园,靠着中陂生产队的水田,中陂人每次割田坎,都故意变成铲田坎,脾气不好的母亲,为此与中陂钟姓阿姨吵过几次架,都没有结果。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素来沉默寡言的父亲,手抓了几个鸡蛋去了下只屋的洪家队长家里,恳请队长出面跟中陂人说一下。这个脾气极好,父亲叫哥,我却叫天光妹叔公的生产队长,既不收鸡蛋,也不答应父亲出面协调,事情依旧不了了之。

现在的人,或者城里人,肯定认为是小事,肯定不理解。但是,在当时当地的农村,在生产队管理体制下,老菜园的地,与宅基地一样,比命都金贵。

第二天吃早饭时,知道结果的母亲依然气鼓鼓的沉着脸。同样知道前因后果的我,鼓着勇气跟母亲说:“我有办法,保证中陂人不敢再铲老园。”当时的餐桌上谁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只当我这个小屁孩放屁。但是,后来的很多年,一直到分田到户,中陂人也不敢再铲田坎,只好老老实实地割田坎。

老菜园有一棵扳栗树,每年秋天都会结不少果子。到了秋天拣扳栗时,我把满身是刺的板栗壳随手扔了一些到田坎下,并偷偷的在牛栏角落里藏了一些,每次去放牛时,只要记起来,顺手又带几个,随机扔到田里。

板栗壳及刺都是很硬不宜腐烂的,到了第二年春耕时,光脚下田的中陂人,尽管脚板够硬,仍有不少人被刺的哇哇叫。这种不会伤人的刺痛,让钟家阿姨知道了痛,也知道了进退。

除了父亲申请杉木指标,生产队长不同意,父亲带着我直接找了文盛支书外,我们家申请宅基地时,也没有获得生产队长的支持,在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的情况下,父亲一气之下,选择了远离村子三里之外的石子岭旁边的一个山坡,生产队才同意报大队审批。

记忆中,生产队邱姓、洪姓、余姓、杨姓,还有我们邬姓都做过上陂生产队的队长。最好的是杨朝明哥哥做队长,保证了分田到户的公平公正和相对合理。记忆最深的是本家良源叔叔做队长时,每天早上和中午都会绕村子一圈,吹着哨子喊大家出工,把两点钟喊成“一点十二个字(一个字5分钟)”,让我们鹦鹉学舌了好多年。

至于生产队长开批判会斗地主,惩罚“四类分子”劳动改造,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我们生产队也不例外,虽然不严重,因为涉及到真人真事,涉及到乡里乡亲,就不写出来了。但是,作为七十年代的记忆,必须有生产队长这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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