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僚的天花板,预见之事无一落空

夜不闭户深耕半夜

盛行于明、清两朝的师爷,多是拿着薪水承办文案、刑名、银谷等具体工作。晚清的幕僚入幕,相当一部分则从幕后走至台前,更像现代意义上的智囊。

曾国藩办团练组湘军时,行事不拘细行琐德,总一副“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显然与官场的圆滑世故格格不入,一顿操作下来,把湖南的同僚全给得罪光。

曾国藩曾自称: “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秀才带兵貌似能文能武,但成败利钝却非凭一腔孤勇,亲手打造的湘军,首次出征便告失利。

一个月后,率五营湘勇夜袭靖港,又中了太平军埋伏,督战的曾国藩一气之下纵身跳入湘江自尽。

被幕僚章寿麟奋力救起后,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狼狈不堪地回到长沙。却又因受不了其他官员的讥笑,一气之下跑到城南的高峰寺里立下遗嘱。

咸丰五年,湖口的湘军100余艘战船被石达开部烧毁,曾国藩二次跳江,更赌气要赴敌以死,后经幕僚罗泽南、刘蓉百般劝阻方肯作罢。

执拗的性格,就连紫禁城内的咸丰,亦一度对曾国藩给出了: “匹夫居闾里,……恐非国家福也”的评价。

从政多年一直备受指责。按他的话说,是群疑众谤一路跟隨。所幸曾国藩有礼言下士、开明纳言的气魄,得幕僚相助的同时,对其建议又乐于接纳。

幕僚入幕,在修身方面的影响,令曾国藩感慨自身不足;如对幕僚陈鼐所言: “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军事上,则一改“用兵在人不在器”观念。而在众多的幕僚中,最有远见的,当数赵烈文。

赵烈文年少成名,据其墓志铭记载: “三应省试,不中第即弃去”。咸丰五年,年仅23岁的赵烈文由同乡周腾虎推荐给曾国藩,首次入幕便相当惊艳。

十二月,赵烈文到达大营与曾国藩相见,或许有感眼前的书生过于年轻,曾国藩只是例行公事般,安排赵烈文去参观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

赵烈文回营后,即坦言: “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见曾国藩听后“帅颇怫然”,便不再往下深说。

不久,便以赵母病重为由,向曾国藩辞行并获批准,收拾好行李停留几天将要离开时,却传来了周凤山湘军在樟树大败的消息。

咸丰十一年,朝廷命曾国藩举荐人才,名单上赵烈文的名字赫然在列。二次入幕的赵烈文得曾国藩器重,成了曾氏的核心幕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二人长谈时,更作出: “清朝五十年内必亡”的著名预言。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着手筹备进攻天京。因当年咸丰皇帝曾许诺:“攻克金陵者王”,大好立功机会留给了四弟曾国荃。(朝廷最终并没兑现承诺,曾国荃仅得一等伯爵)

湘军自组建之初,便一直备受朝廷防范。天京一役,战况异常惨烈。曾氏兄弟二人,一个在前线杀红了眼,一个则在后方负责协调,还得应付各方的“审视”。

按清制,曾国荃虽未赴任浙江巡抚一职,在前线仍可以单独奏报朝廷。然而,朝廷却规定奏报军情,须由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转奏。同治二年,曾国荃请求赵烈文到金陵大营,为其出谋划策兼草拟奏折。

赵烈文的到来,无疑让曾国荃从“应世事务”中抽身。最关键的,是在处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一事上考虑周全,得以保住此役的“全功”。

同治三年,曾国荃部包围天京城。由于迟迟未能拿下,朝廷渐渐失去耐心。据《清史稿》记载,当时已诏令白齐文率“常胜军”前往,李鸿章自沪会攻。

另据赵烈文所撰《能静居日记》记载,农历六月十五日,湘军发起总攻前一天,“中丞(曾国荃)在龙膊子行营接咨传示众将曰: 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尽皆曰: 愿尽死力。”

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忠王李秀成被俘。同日,李鸿章的淮军拔营启程,即所谓的“鸿章十六拔营”。

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荃为报兄弟曾国华战死之仇,欲将李秀成折磨至死。据《能静居日记》记载: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闻生擒伪忠王。中丞(曾国荃)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耳……。”

赵烈文闻讯后,连忙赶去制止。曾国荃虽在气头上,见赵烈文一直力劝不可擅杀。最终,决定写信飞报曾国藩。

“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回信中,曾国藩支持赵烈文,并且当即从安庆赶往天京。

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抵达金陵。七月初二晚,曾国藩问赵烈文该如何处置李秀成?赵烈文答: “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

这段话记录在《能静居日记》里,后面还有一句: “与中堂意同”。李秀成于七月初六被杀,至于为何要杀?赵烈文没说,唯一能肯定的,是曾、赵二人早已心意相通,明白李秀成是万不可押往京城。

李秀成被俘,以当时的情形看,曾国荃未经审理而擅杀与曾国藩审理后再杀,结局虽然雷同,实则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是程序上有违清制;二是授人以柄。据《能静居日记》记载,赵烈文劝阻曾国荃时,其理由便是: “此系巨酋,既是生擒,理当请上裁决”。

攻陷天京后,朝廷反而加大对湘军的防备。不仅派遣官文镇守武昌,还命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曾格林沁则屯兵于皖、鄂交界,其意图再明显不过。

天京一役,湘军劣迹传言四起,曾国荃成了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据《曾国荃传》记载,此时颇有点儿“功高多谤”的意味。

若曾国荃急于除掉李秀成,至少日后是有口莫辩说不清道不明,任谁都会联想到其中是否存有猫腻或不可告人之事?也势必成为被攻击、指责的借口。

即便朝廷网开一面不予追究,但湘军打下天京的首功,无疑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功过相抵。那么,几年的仗白打不算,苦心经营的湘军也将面临瓦解。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李秀成被押赴刑场,曾国藩在上奏朝廷的《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里道出原因:

“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这样的解释未必是真正原因,但至少不违清制,也可堵悠悠众口。若将李秀成押往京城,一是主审轮不到曾国藩;二是审讯中李秀成是否会信口雌黄诬陷曾氏兄弟不得而知;

三是既然整个审讯过程不受掌控,李秀成所作囗供或许会被他人篡改、利用,甚至是朝廷为打压湘军防范曾氏兄弟而暗中授意。因此,在众多不确定的情形下,李秀成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赵烈文与曾国藩的谈话中,认为清朝“殆不出五十年矣”,此时曾国藩并不认可。七月初九,二人再次长谈,从下午一直聊至深夜。

据《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藩认为: “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论及皇太后“凡奏折,迳达御前,毫无壅蔽,皇太后……,一女主临御而几断如此,实罕见矣!”

同治七年秋,朝廷将曾国藩自两江总督调任直隶,并获觐见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及同治皇帝。直到这时,曾国藩方始相信赵烈文所作预言。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二人再次长谈。曾国藩对朝廷深感失望: “两宫(慈禧、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帝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恭䜣),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

曾国藩和赵烈文分别于同治十一年、光绪十九年相继去世。清朝亦正如赵烈文所言,四十四年后覆灭,但二人均未能亲眼见证朝代更迭预言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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